如何从“规模驱动”迈向“创新驱动”，是摆在当前众多国有企业面前的必答题。

近日，《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在第七届国有企业数智化采购与供应链大会上发布。该报告披露了关键的产业数据：2025年全国公共采购总额44万亿元，中央企业采购总金额18万亿元。手握万亿研发资金、海量科研人才及超18万亿元年度采购市场，国有企业本应成为原始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重核心载体。但大会现场多名专家提出，现行采购体系在对接内外部创新资源方面仍存在堵点，巨量资源的创新转化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规模驱动遇瓶颈，创新呼唤“桥梁”

44万亿元公共采购并非均衡分布于各类商品和服务。长期以来，其深度绑定基建投资、设备更新与规模化生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然而，当宏观经济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传统大规模建设浪潮逐步放缓，采购额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日渐显现——工程类采购占比近三分之二，货物和服务采购相对零散；以“合规、低价、可追溯”为核心的传统采购逻辑，在应对技术迭代和个性化需求时适应性明显不足。与此同时，企业降本增效压力层层传导，采购部门往往习惯在成熟供应商库中比价选优，对未知技术和新兴产品持审慎态度。

“我们缺一个东西——支持科研的供应链。”中物联公共采购专家委员会委员平庆忠在接受专访时表示，44万亿元采购额中，工程约占三分之二，其余为货物。这套体系长期服务于大规模生产和基建，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网络，但也面临新挑战，那就是大规模生产已趋于饱和。

平庆忠认为，经济效益的来源正从规模转向创新。中国的创新体系包含两条主线：一是以国有企业内部科研机构为核心的“国家队”；二是大量中小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谋求发展的“民间力量”。问题在于，连接两者的“桥梁”尚不健全。

平庆忠梳理了三种供应链的差异：产品供应链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理论成熟；工程供应链因项目异质性而具有特殊性；而科研供应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科研人员往往难以预先明确所需物品”。

目前，制度层面的适配性仍是主要难点。“国有企业采购有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但这些规则在设计上更多面向常规采购，对科研创新的特殊需求兼容性不足。”平庆忠说，传统模式下，科研人员提出需求、申请、审批、专人采购的周期较长，且采购结果与需求之间往往存在偏差。更关键的是，以往采购制度和流程对价格的关注度较高，而在创新阶段关注的主要是成果，目前国有企业采购制度创新价值的衡量体系尚未充分建立。作为《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主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彭新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国有企业采购可能过度关注价格竞争，以及招标机制在某些场景下的机械应用。面对降本压力，低价成为最直接的手段，而当拥有行业话语权的大型国企将价格压至较低水平，压力就会沿供应链传导，可能挤压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空间，进而影响其研发投入能力。

“合理的利润是持续创新的基础。如果整个行业长期处于微利状态，研发动力自然会受到抑制。”彭新良表示。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采购惯性也对创新产品的市场导入形成挑战。“创新产品往往投入高、初期质量波动大、缺乏成熟案例。若按传统招标指标——如价格、市场占有率等打分，这些产品很难获得订单，可能错失迭代机会。”彭新良说。

反过来看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央企被要求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链主链长”和“创新技术的战略策源地”。“作为链主，带头采购创新产品，有助于分摊前期的研发成本，形成正向循环。如果链主都不愿尝试，创新产品的市场化路径将更加艰难。”彭新良说。

航天领域探新路，合规创新求共赢

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外部压力，那么合规要求则是内部约束。

“国有企业采购的核心关切之一就是合规。如何在合规框架内为创新留出空间，是当前需要探索的方向。”彭新良在采访中强调。

他认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政策目标的多重性。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国家战略都鼓励创新，要求央国企发挥带头作用；而其他监管维度则关注程序规范、资金使用效率等。不同尺度的标准如何协调，需要制度上的精细设计。

科研采购是典型场景。“科研所需物品品类新、批量小、市场参考价少，采购部门和监管部门面临较大判断难度，担心流程风险。”彭新良说，创新产品的论证、审批链条较长，可能影响科研节奏。

民进中央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提案》中提出，国有企业“对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较为谨慎，成果应用‘最后一公里’不够通畅”，绩效考核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而原始创新投入大、周期长、有一定失败概率，短期利润承压，且创新在考核中的权重仍有提升空间。

科研供应链的探索，率先在创新性较强的航天和电子领域取得突破。平庆忠透露，航天某平台曾做过测算：传统模式下完成一项部件采购，集团平均需21天；若走传统招标程序，通常耗时三个月。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设计人员与供应方的直接对接，时间大幅缩短到48小时。

“借助现代技术和AI，将分散于中小企业甚至个人手中的创新产品汇聚到平台上，央企通过平台筛选对接——这就把国企的创新能力与民间的创新活力连接起来了。”平庆忠描绘了这一构想。

目前，中物联已立项“创新供应链相关的政策理论和方法研究”课题，预计年底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操作框架。其核心包括三个层面：建立适配创新的制度，而非简单套用大规模采购的老办法；通过平台将制度化合规要求固化在平台上；实现科研一线设计人员与采购供应端的敏捷衔接，缩短中间环节，提高创新效率。

关于科研采购，平庆忠介绍，“科研供应链”专项课题研究已经在5月初启动，“希望通过课题研究，创建在合规基础上，科研需求与采购高效敏捷连接的科研采购流程，从而使采购更好地服务创新”。

从“消化吸收”到“原始创新”，三大转变定方向

谈及国有企业创新现状，平庆忠坦言：“从体制特点看，国有企业在大规模生产、成熟技术应用方面具有优势。”他举例说，中央企业约三分之二属于基建型——能源、交通、建筑等，主要使用成熟技术。过去几轮互联网创新浪潮中，“新兴业态多由民营主体率先突破，这是市场分工的体现”。

数据显示，中央企业2025年研发投入达1.1万亿元，连续四年超万亿元，拥有研发人员144万人、占全国五分之一。但平庆忠认为，投入规模与创新实效之间仍需加强转化。过去国有企业的创新很大程度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的，形成了有效路径，但也带来了路径依赖。如今外部技术来源减少，更需要从源头开始自主探索——把原始构想转化为设计、进而转化为产品。

民进中央的提案也称，就整体发展而言，原始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国有企业对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研发投入相对不足，更多资金投向渐进性、微创新领域。

面向未来，平庆忠提出国企创新需要三个层面的转变。第一，思想解放。从“学习跟进”转向“原始探索”。第二，创新环境重塑。“以往更重视人才和资金，对物质条件支撑的系统性关注不够。”平庆忠说，科研供应链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供应链方式高效配置科研所需的物质资源。当前互联网、AI技术和制造业基础已具备，“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条件整合为国家综合创新实力”。

第三，体制变革。“不同企业、不同创新模式，需要差异化的内部机制。”他提出“研究型产业”概念——科研本身已成为一个高度个性化、创造性的产业，每个企业都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体系。

面对上述挑战，数字化和智能化被看作重要突破口。彭新良认为，其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让内部协同更加透明高效，缓解合规压力下的决策顾虑，推动供应链从“买卖关系”向“数据协同关系”升级。

在科研采购领域，数字化平台已展现出独特价值。例如，部分企业的科研人员可在平台上借助AI辅助，快速生成个性化采购清单。以前科研人员自行寻找供应商，存在流程风险；现在有第三方平台支撑，全过程留痕，采购和监管部门的责任顾虑得到减轻。

“首台套”与“反内卷”，创新采购的制度护航

针对国有企业“不敢买新品”的普遍顾虑，平庆忠表示，国家已有相应制度安排。“例如设备领域的首台套保险补偿等政策。”他同时强调，公共采购天然倾向成熟产品是全球性现象，如何在传统体系中加快新成果应用，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此次大会上，中物联发布了“科学采购、反对内卷”倡议，倡导行业竞争从“比价格”向“比价值、比质量、比创新”转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剑在大会发言中明确表示，要“坚持链主赋能，共建产业生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链主引领作用，依托采购需求牵引关键技术攻关，扎实落实“三首”政策，助力原创技术成果产业化。

44万亿元采购额、1.1万亿元研发投入、144万研发人员——这些数字构成了中国国企创新的厚实基础。彭新良坦言，国企有资源、有人才、有资金，同时也面临体制机制上的现实约束。数字化和AI提供了技术解法，行业协会在推动标准建设，但更深层的监管体系的协调、容错机制的完善，还需要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

从“压舱石”到“创新策源地”，国企采购的转型之路，既需要技术赋能，也呼唤制度优化。当合规与创新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当采购真正成为鼓励创新的“风向标”，每年万亿级的国企采购资金，将能释放出更为充沛的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