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26年的10月，已经无法否认，人和机器真假难辨（谁真谁假也未可知），我甚至不知道在“无法否认”之前应该或者能够加个什么样的主语，因为一切人称代词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能指。达里奥·阿莫代伊说起话来跟AI哪个更像人？谁也不知道，包括Claude在内，而我们应该管Claude叫他/她还是它？事情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今天依样画出来的葫芦普遍被认为是，或至少被传播为真实的葫芦，而长得稍微偏离中间值的物理世界真葫芦却未必。最后，也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那一个：“人工智能”这个词里的“人工”究竟是什么意思？人类为何要竭尽全力创造非人的智能来取代自己？

你可以说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这样的上世纪美国东海岸左派精英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从当今流行的数据平均主义来看，一个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观点肯定完全“偏离标准”，跟中位数上数量最多、思想集中程度最高的“普通人”南辕北辙。我认为，勒波尔的新书《人造国家兴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是2026年最重要的哲学作品（虽然它表面上是一部堆积大量客观事实的历史学著作），因为它在试图提出并回答那个问题——人到底为何要用“人工智能”干掉自己？

勒波尔的观点本质上有什么新意呢？并没有，道理还是那一个最原始、最古老的道理——极小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的全盘控制欲望。“国家机器”需要武器，技术官僚需要对民意百分百的“了解”，资本家需要把消费者抓进掌心里，甚至“普通人”，看起来最容易受伤的那些，也总想靠服务那极小部分人捞几个铜板。天底下能有什么新鲜事呢？皇帝的新衣岂止穿过那一次？至于为什么这一次，好像跟上一次不那么一样，无非是因为当下的人没有经历过上一次罢了。

勒波尔认为，人的“全能控制欲”是种幻想或者幻觉。与其说《人造国家兴亡史》记录了全能控制欲的历史，不如说它记录的是控制欲的幻觉史。

1950年代是一系列今天我们熟悉的科学幻想的开端，但这显然不是全能控制欲的开端。早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那本著名的《利维坦》已经给这类欲望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形象。霍布斯写道，国家的概念，无非是个“人造人”（artificial man）。中文无法简单翻译出artificial一词的多重含义，人工也好，伪造也好，核心意思依然跟虚假、不真实、不自然有关。勒波尔认为，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一个能对社会全能控制的怪物，一个“社会契约”的隐喻，跟今天我们所说的“机器人”（robot）或者AI没有概念上的区别。在全能控制者眼里，都是为了“普通人”所谓的福祉，完全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存在。这种存在，进入现代世界以后经常以国家的面貌出现。

勒波尔写道：“这个‘人造人’——即新的‘利维坦’——既是一个隐喻意义上的自动装置（一种精神特质、一种理念、一种想象的行为），也是一个现实中的机器人，一套尚未完成的基础设施；在这一状态下，政治的齿轮正逐渐被联网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服务器集群、数据云、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而这些意象，无一不指向那个正被这些机器所摧毁的自然世界。这个‘人造国家’是一场尚未完全建成的幻梦，人们既畏惧它、崇拜它，又在等待着它。同时，我也认为它注定会走向毁灭。”

21世纪对此类“人造国家”执念最深的是些什么“人”呢？勒波尔写到，2014年，当时的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提出过将美国变成一家公司。他有三个要求——一，让所有政府公务员拿全额退休金退休；二，把所有权力交给科技行业；三，让他，埃里克·施密特，当这家公司的CEO。先不说这些要求字面看有多幼稚可笑，施密特对民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契约完全视而不见，而他绝非硅谷唯一认为利维坦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军用数据公司Palantir的CEO阿列克斯·卡普（Alex Karp）后来认为，硅谷把时间浪费在赚消费者的小钱上是耽误大事，而真正的大事，决定“西方命运”的大事，是必须把美国变成一个“科技共和国”。为此，像其他共和国需要农田、工厂和商店一样，“科技共和国”需要数据中心，需要芯片，需要全社会的精神与物质支持，以及所有的电。

当代硅谷霍布斯们表面的样子，对硅谷以外的人来说应该是挺可笑的，他们一个个都像《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与他人对视的能力约等于无。如果他们不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最新的版本，我们本来可以笑笑算了。事实上，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斗争也一样源远流长，后者滔滔不绝辩论道理的时候，前者总喜欢搞点算式来解决问题。勒波尔举了个例子：1725年，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试图“将数学计算运用到道德问题上”（现代分析哲学可能该认他为祖师）。他测量一个“人的美德值”（B值），B = (M±I)/A，其中M是“人做好事的时长”或“做好事的数量”；A是“人的自然能力”；I是“私心”。哈奇森这样的功利主义先行者认为这数学公式再好不过，倘若不是这想法实在令大部分人厌恶，恐怕今天我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个数字。方便管理不是吗？

而我们又怎么知道大部分人是讨厌还是喜欢技术利维坦的全能控制？或者说，当代AI怎么才能让大部分人喜欢上被全能控制的感觉并不可自拔？调查民意、操纵民意、改变民意向来是这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是每个全能控制爱好者都不计投入成本的游戏。早在195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当中，一种新的叫做UNIVAC的机器就已被引入。当时的数据采集方法显然很原始，无非是把每个人填好的有相关信息的表格塞到一个打卡机里，然后按照各种“类型”进行计算——如果你仔细想想，这和今天对民意的数据采集方法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今天的数据远远更浑浊，呈现已被完全操纵过的形态。

数据科学在民意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是极度犬儒的。参选政客可以在台上就理想理念吵得不可开交，算术官僚则只在意政客的头发多少，是否会左右民意小数点后几位。后来我们知道，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数据噪音的唐纳德·特朗普彻底颠覆了这一系统生态。这非但没让统计数据的信徒们认输，反而可能是AI大潮被激活的理由。勒波尔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个老预言，说未来将会出现“百科全书式的词库”和“可以算到108000的对数表”，因此一切“都能完全算清楚并解释，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意外或者冒险”。

不认输的数据信徒们因此发明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AI。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1950年代的Multivac机器可以用所有数据，代表全体美国人的平均值，来选出总统。当Multivac最终做选择的时候，毫不意外，他选了自己。今天的AI，倘若被给予一样的权力，难道会有不同的选择吗？Multivac真正的本领不是代表全体美国人选自己，而是让全体美国人认为就应该选他。理论上这很难，唯一能做到的方法无非是让所有人在做任何决定前都先来问问他……1961年，MIT的科学家就曾尝试做这样为人民服务、帮人民思考的“人民机器”（真的就叫这个名字，The people-machine），之后，尤其在冷战时期，各种类似的尝试层出不穷。勒波尔发挥了历史学家的本领，给读者提供了相当详尽的史料。

《人造国家兴亡史》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人造国家的控制欲，第二部分更为幽默，分析的是作为奴隶的“机器人”的欲望。她的立论十分有趣，认为当下硅谷霍布斯们最大的问题是“误读”了大量科幻小说，因此他们既崇拜机器，又害怕机器。勒波尔写道：“在摒弃了哲学、历史、文学，以及一切人文主义的学习、思考与认知方式——甚至连‘阅读’这一行为本身也一并抛弃——并寄望于未来能由机器来代劳阅读工作之后，‘人工国度’的缔造者们或许已不再懂得作为人类该如何从文本中探寻意义了。”勒波尔认为，马斯克和他的朋友们从未真正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正常人能区分现实主义叙事与幻想叙事，但硅谷成功人士似乎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完全用科幻逻辑思考问题——既然机器可以是利维坦，那么他们当然也可以是终结者。

《人造国家兴亡史》最终不得不回到笛卡尔与达尔文之争，灵与肉之争，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全部都是历史悠久，如今盖了几层灰尘的争论。信仰一边的人，显然依然认为另一边会走向毁灭。历史总是如此循环往复。